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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356年，商鞅在秦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。

变法伊始，为了保证新制定的法令能够有效执行，商鞅坚定地提出了“执法必须严厉”的原则，意图通过铁腕手段推动改革。

那些公然反对变法、无视法律甚至触犯律法的人，遭到的惩罚极其严厉，商鞅在执法时毫不手软，杀得血流成河，甚至不惜以极刑镇压异己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商鞅亲临渭水河畔处决犯人，尸体和鲜血汇入河中，使渭水染成一片血红，场面十分惨烈。

商鞅担任秦相十年间，因推行严酷的变法政策，引发了广泛的怨恨，既让贵族阶层心生恐惧，也让百姓倍感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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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为相十年，人多怨之。”可见他的改革虽强力，却引来了满门的敌视。

有一回，商鞅的好友赵良前来拜访，商鞅带着些许得意，向赵良自问：“你觉得我治理秦国，比起春秋时穆公朝的五羖大夫，谁更贤明？”

这里的“五羖大夫”指的是春秋时期虞国的名臣百里奚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提到，秦穆公曾用五张羖羊皮赎回百里奚，将他从一个被流放的乡野之人提拔为国相。百里奚后来为秦国东征郑国，扶立晋国君主，救助楚国于危难，是当时极具声望的人物。

赵良则坦率回答：“人人都说您治理得好，但这算什么呢？真正重要的是，谁敢直言不讳地对您说真话？您能允许我说些肺腑之言，而不加以责罚吗？”

商鞅听后点头应允。

赵良继续说：“五羖大夫百里奚，出身楚国，曾因违法被罚放羊，后来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出，委以重任。期间，他虽做国相不过六七年，却立下不凡功绩。向东讨伐郑国，三次扶持晋国君主，还曾救楚国于危难。他身居要职，却不乘车，不打伞，深入民间察访，从无护卫护卫。百里奚去世时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无不哀痛，甚至连孩童都停止了歌唱，秦国为他痛哭流涕。”

“但您呢？您是如何步入秦国的呢？您借助宠臣景监的关系，才得以接见君王。您主持变法时，制订的律法却多是伤害贵族和百姓的利益，上自王公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谁又能真心拥戴您？百姓对您只有畏惧，没有尊敬。公子虔被您关押八年不出，您又杀死祝欢，施以残酷的刑罚给公孙贾。您的这些行为，无一不令人反感。俗话说‘得人心者兴，失人心者亡’，您可曾想过，您这样做是否得人心？”

“更何况您外出时，总是前呼后拥，随从众多武装护卫，少一样都不敢出门。俗话说，‘依靠仁德者昌盛，凭借暴力者灭亡’，您如今虽然表面上让人服气，却是以威压而非德行服人。您如今的地位如同清晨的露水，转瞬即逝，已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。”

“而您却依旧贪恋在秦国的丰厚俸禄，执掌权柄专断，积累了无数怨恨。假如君王不测，您的处境将极其凶险，别人要找您麻烦，理由可多了。”

商鞅听了赵良的忠告沉默不语。以商鞅的聪明才智来看，应该已经明白并且接受了这些话的道理，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赵良的建议。

那么，赵良说得有道理吗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赵良对商鞅问题的洞察相当深刻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：

首先，商鞅执法过于严苛，缺乏人情味。

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，都对他心怀怨恨，导致他几乎成了全民公敌。即便有人支持，力量也微弱，除了秦孝公，没有其他坚实的靠山。

其次，功绩方面，赵良对百里奚评价过高，而对商鞅有所低估。

从后世眼光来看，商鞅的贡献远超百里奚。百里奚虽助秦穆公立霸业，但仍局限于当时的局势。商鞅则开创了新时代，奠定了秦国日后东出函谷关、统一天下的基础，意义深远，划时代。

第三，商鞅的上位途径也颇受争议。

他依靠宠臣景监的引荐得以接近秦孝公，虽才华出众，但背景使得他的合法性遭人质疑。就像某单位提拔干部，领导口头说“举贤不避亲”，但外界难免有非议。

第四，商鞅出门时高调严密的护卫阵容，也反映出他没有群众基础。

杀戮太多，树敌众多，因而不得不严阵以待，防范刺杀。

总的来看，赵良的见解非常准确，但如果商鞅照此改进，能否成功推行变法，依旧是未知数。

最终，商鞅没有采纳劝告，五个月后灾祸降临。秦惠王，即秦孝公之后的君主，出于报仇和扫除政治障碍的目的，将商鞅处以极刑，也清除了支持变法的老贵族势力。

商鞅之死给我们的启示是：若想推行得罪人的改革，不能单打独斗，必须以集体的名义宣示，以大义服众，避免孤立无援，招致仇恨。你怎么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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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